“周清晏。”她慢慢道，“你跟你亲妈，一样的倔。”
“她当年宁愿坐牢，也不肯打掉你。”外婆说，“你现在宁愿把我们所有人都推上法庭，也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”
“你们都一样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都不肯认输。”
“输赢不是在你那儿算的。”我说。
她没再辩。
“那你去吧。”她说，“去做你觉得对的事。”
“我不求你原谅我。”她转过头，望着窗外的阳光，“我只求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你不要恨你爸妈。”她说，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“这点，我早就知道。”我说。
她又笑了一下。
“你亲妈那边。”她忽然说，“如果有机会，你能不能，替我问问她，还活着没有。”
“你不知道她在哪儿？”我皱眉。
“自从那笔钱转出去之后，我们就断了联系。”外婆说，“她说，钱到了，她就走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我问。
“她没说。”外婆摇头，“她说，‘妈，你就当我死了吧’。”
她说完这句，就再也没有给外婆打过电话。
我站在窗边，看着楼下的梧桐树。
风吹过，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“如果有机会。”我低声说，“我会找她。”
也是在那之后不久，我把整理好的材料，装进一个牛皮纸袋，交到了市局经侦大队的案台上。
那天早上，天特别蓝。
我在大厅里填完举报登记表，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写上自己的联系方式。
那一笔一划，写得出奇地稳。
办案的警官接过材料时，看了我一眼，“你确定吗？”
“确定。”我点头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有种奇怪的平静。
报案之后的几个月，是一段漫长而又短暂的时间。
漫长，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待消息，等待电话，等待有人敲门。
短暂，是因为生活仍旧要继续。
公司有新的项目，我还要开会，还要出差，还要处理团队的各种问题。
有时候我会觉得，这世界真奇怪。
一边是电脑屏幕上闪烁的报表和邮件，一边是电话那头办案人员冷静的声音，“我们已经立案了，接下来需要你配合做几次笔录。”
第一次去做笔录的时候，是在一个阴天。
我坐在审讯室里，对面坐着两个警官，旁边放着录音机。
他们从最前面开始问。
“你跟被举报人是什么关系？”
“外孙女。”
“你第一次发现问题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我停了护工费之后。”
笔录做了足足三个小时。
我尽可能客观地陈述每一件事，不往里加一句情绪。
做完笔录出来的时候，外面居然出太阳了。
阳光从云缝里透下来，把派出所门口的台阶照得发亮。
那段时间，舅舅和二舅也陆续被叫去“谈话”。
单位先是找他们“了解情况”，后来，纪委的人进驻了。
印染厂当年的档案被翻出来，环保局那几年所有批文也被调出。
有些人退休了，有些人调走了，有些人已经不在了。
可纸永远比人记得久。
案子越查越深。
那家南方进出口公司也被波及。
经侦那边和当地警方联合调查，很快在那家公司财务室里翻出了第二套账本。
那些账本上，写着一串又一串看似普通的数字，和一条条不正常的资金往来。
“你说的那些，大部分都对得上。”经侦的警官在一次通话中对我说。
“那我外婆……”我问。
他沉默了一下，“我们已经对她采取了措施。”
外婆被带走那天，是养老院的护士给我打的电话。
“周女士，你外婆被几位穿制服的同志带走了。”护士小声说，“说是协助调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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