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在我心里，你从来都是我女儿。”他说，“哪怕有一天你要去找你的亲生父母，你要离开这个家，我也不会拦你，可我会等你。”
他看着我，“只要你回头，就还能看见我们。”
那一刻，我的喉咙像被堵住了。
“那如果，有一天，因为我的决定，你们会被人指指点点呢？”我问。
“那也是我们欠你的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你是被我们瞒大的，我们早晚得还。”
“可你不要替我们做选择。”他看着我，“你不要因为我们，就放弃你觉得对的事。”
“你要记住。”他一字一顿，“我们养你，不是为了让你有一天替我们扛事。”
那晚我在车里坐了很久。
车窗上挂着水汽，外头的路灯在雾蒙蒙的一片里被拉长。
我拿着手机，反复看那几张照片和扫描件，又翻出那几封信。
信纸已经旧了，可字迹还算清晰。
“清晏。”那是她第一次给我写信时的称呼，“你现在应该已经会叫妈妈了。”
她写她在外面打工的事，写她每天看见的小摊贩和工人，写她在宿舍里听见别人的孩子在电话那头叫“妈妈”。
她一封封信里，几乎没写到她自己有多苦，只是一遍一遍地说，“你要听话，你要平安。”
最后一封信的时间，是十二年前。
“清晏。”那封信的末尾，她写，“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，不要怪你外婆，她年纪大了，很多事也身不由己。”
“如果你恨，就恨我一个人。”
“是我没本事，是我让你一出生就背上这么多。”
信的最后一句，是一句我熟得不能再熟的祝福。
“愿你以后，有自己的家，有爱你的人，不必像我这样。”
我在车里看完这封信的时候，外面下起了雨。
我一直以为，正义是一条很直的路，只要往前走，就会到。
可那一刻，我发现这条路上全是岔口。
一边是那些被污染的河，被烧死在厂房里的工人，那些从来没被人提起过的名字。
一边是一个老太太，一个在牢里待过几年又在社会缝隙里打滚了半生的女人，还有我这二十八年里叫了无数次“爸妈”的那两个人。
我可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把木盒重新扣好，锁进柜子里，让这一切继续躺在黑暗里。
也可以把一切亮到光下，让所有人都无处可藏。
“你怎么选？”许静在电话那头问。
我沉默了很久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她也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那就先别急着选。”她说，“我们可以先做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先把手里所有东西，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材料。”许静说，“你知道得越清楚，你做选择的时候，越不会后悔。”
那段时间，我像重新把自己的人生又过了一遍。
我跟许静一起，把所有材料分类：当年的调查记录复印件，印染厂的老档案，环保局的批文，盛兴贸易的工商注册信息，那家南方进出口公司的公开资料，还有周秀娟的出入境记录。
我们跑档案馆，跑法院，跑税务局，甚至去了当年那条河边。
那条曾经被污水熏得发黑发臭的河，现在已经被硬生生修成了“景观河”。
河边有步道，有小桥，孩子们在旁边骑平衡车，老人在晨练。
没有人记得当年那个厂房的味道，也没人记得大火那一晚的哭声。
我站在河边，看着已经被绿化带遮住的旧厂址，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我。
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
真相我已经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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