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烧掉了半个厂房，也烧掉了三条人命。
“那厂子账本一直有问题。”外婆看着桌子，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，“老板想偷税，想把污水排到河里省钱，跟我说好处，说只要我在环保检查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有一笔提成。”
她那时候刚提拔，手里第一次真正握住权。
“那年你爸刚结婚，你大舅还没转正，家里上上下下都指望着。”外婆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，又移开，“我第一次拿那笔钱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是怕的，可是钱一到手，就像上了瘾。”
厂子越干越大，排污越干越狠，账越做越假，提成也越来越多。
直到那场火。
“是电线老化。”外婆说，“按理，安全检查那边也该有人盯，可是老板早就把该打点的都打点了。那晚夜班，车间里人不多，可有三个人没出来。”
那是她一辈子最不敢提的三个名字。
印染厂查封，老板跑路，上面下来调查组，追到环保局。
“他们查账，查批文。”外婆抬手按了按自己的额角，“要是按规矩查到底，我早就完了。”
她停了一下，嘴角抽动了一下。
“后来有个中间人出面，说可以摆平，说有人愿意出来承担大头，只要我把账上最难看的那几笔处理掉，把那几年厂子排污的记录毁干净，剩下的就有人兜着。”
“那人是谁？”我问。
“你亲妈。”外婆终于说出那个名字，“周秀娟。”
堂屋里像突然又冷了一层。
“她那会儿在厂里做统计。”外婆说，“账本从她手里过，她清楚得很。调查组的人也盯上她，可她那时候怀孕了，已经五个多月。”
“怀的，是我？”我开口，嗓子却有点哑。
“是。”外婆点头，“你亲爸，那会儿还不知道。”
那几年县里乱，招工乱七八糟，厂里年轻人多，外面小旅馆更是便宜。她说的时候很平静，可字字都像石子砸在水里。
“你爸跟她是在一次厂里团建之后……”她顿了下，似乎还是觉得难以启齿，“那时候他刚进县里，年轻，觉得自己以后前途无量，又不肯负责。等秀娟发现怀了，他已经准备调回市里。”
周秀娟本来想打掉，可拖拖拉拉拖过了三个月，又舍不得。
“她那会儿也是被逼的。”外婆轻声说，“调查组盯着厂账，她一头是肚子里的孩子，一头是牢狱之灾。”
提出那个“主意”的，是厂老板的人。
“他们说，只要把账本里最要命的那几段删掉，把那些年偷排的数据抹干净，再把调查组的人打点好，这事就能压下去。”外婆的手在椅扶手上缓缓收紧，“可查到那一步，手里不抓点东西，也压不住。”
那“东西”，就是她。
“他们说，我是环保局这条线上的关键，要我在调查记录上做文章，把责任往下推。作为交换，他们答应给我和秀娟一笔钱，算是封口费，也是补偿。”
那就是后来那张十万的存折。
“但这还不够。”外婆低声说，“光抹账不行，人也要处理干净。”
她没有把“处理干净”这四个字说得更具体，可我知道她在说什么。
那三条命之外，还有一条命，被他们捏在手里当筹码。
“他们说，你要是生下来，就不能留在她身边。”外婆说，“否则以后有一天要是翻案，你就是活证据。”
“那就打掉。”我听见自己说，“那时候还能做。”
“她不肯。”外婆抬头，眼睛一下红了，“她说，那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孩子。”
那时候她才二十一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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